小时候家人经常给孩子买玩具，昨天刚一把枪，今天又是乐高。黄先生似乎恨不得把自己小时候的遗憾全部给他补上，可惜乐了孩子可怜了我，每次收拾玩具都成了我头疼的事（孩子也帮忙但最终还是我来）。偶尔看到一本绘本，美国作家香农的《玩具太多了》，于是，毫不犹豫地买回来想看看里面内容，主要是想看看人家是怎么处理这些玩具。结果发现，书中的妈妈好说歹说地终于劝说自己的孩子扔掉一些玩具，可孩子对每个玩具都不舍丢弃，最后妈妈只得半威胁半开玩笑地让孩子必须收拾一些玩具放进这个破纸箱里，倒腾了半天后孩子居然对纸箱也眷念了起来。
书中没有告诉我们故事的结局，但我想，妈妈还是会妥协自己的孩子，毕竟，每位母亲看到孩子情感萌动的那一瞬间都会败下阵来。
语文教育名家吕叔湘先生在1988年也写了一篇文章，叫《书太多了》，他说，对待“书太多了”这个问题，大致有四种办法。一种人是干脆放弃。他说：“我没有时间。”可是他一辈子内心惭愧，人怎么能不读书呢？第二种人是心里盘算，哪一类作品他读得了，然后找个似乎说得过去的理由把其余的书全都给否了。第三种人是面对这无法解决的问题，采取随大溜的办法。他把《太晤士报文学副刊》里谈到的作品全都拿来拼命读，拼命读，因为他怕有比他更拼命的人跟他讨论他没读过的书。第四种人最可尊敬，他们的主张可以称之为“精华主义”。
第一种想法最大胆最泼辣却也最不可取，就像面对一位你倾慕已久的女子，你总会多看几眼，“爱而不见搔首踟蹰”真是辜负。第二种想法至少他能量力而行，可把其他书都否定了，所得一定有限。持第三种想法的人多是虚荣心在作祟，他忘了书原本就是读给自己的。有第四种想法的人令人尊敬，但不足效法。他们大大误会了，不能因为一位作家举世尊崇，不能因为你自己的读书喜好就断定每一个读者都能够从他得益。
这四种读者都没能解决书太多的问题。怎么办？有人说，“能读多少读多少，读不了的让他去。”这也不成，因为那一大堆读不了的书发挥坏作用，它叫老实人心里烦，悲观；它让不老实的人像煞有介事，生骄傲心。有位英国人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大批地销毁。
那怎么销毁呢？《毁书》的作者G. C. Squire决定用许多人对付小猫的办法来对付书：趁黑夜里，把它们捆起来送到河里去。扔完后，他在回去的路上不忘默念：“可怕的蹩脚的书，可怜的无辜的书，你们现在还躺在那儿；现在已经盖上一层淤泥，也许；也许有那么一小块麻布片儿从装你们的麻袋里伸出来，在浑浊的河水里飘荡。献给达爱娜的颂歌，赠给爱赛尔的十四行诗，以兰斯洛骑士的恋爱为题材的剧本，远望威尼斯感赋，你们躺在那儿不生不死，你们也许不该遭遇这样的命运。我待你们太狠了。我很抱歉。”
哈哈，这书太多了，到最后带给爱书者的居然是忏悔与愧疚，阿弥陀佛，为逝去的一个个生灵默哀吧。当然，这是外国人的做法，换成中国人，是断断不敢的（除非是文革的非常时期），中国历来就有“敬惜字纸”的精神。
民国学者钱钟书先生便是节约的模范，据说他从不买书，把图书馆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侯虹斌也谈到钱钟书的“不买书”，她说：“钱钟书号称‘横扫清华大学图书馆’，读到无书可读。他的房间里据说只留下当工具书用的百科全书，他只需反刍他的学问，便满口锦绣……”钱老告诉我，学会利用图书资源的人才是真正的读书人。
喜欢读书的民国才女张爱玲，也不喜欢买书。她说：“我这人只有一点和所有女人不同，就是不喜欢买书。”她认为，买书是人生的一种累赘。不仅不喜欢买书，她还“卖书”。同赖雅结婚后，看到赖雅挤满屋子的书，她竟然给他全部卖掉了。1958年9月2日，她在给邝文美的信中说：“趁这机会(搬家)卖掉Ferd(赖雅)堆在栈里的几千本书(大部分是有关美国的书)，至少够来回旅费。我这样反对藏书的人，这也真是人生的讽刺。”
可见，藏书多不代表你看得多，看得多与你的学识也不一定是正比。与钱钟书并称为“北钱南王”的王元化先生在60年代初向熊十力问学，熊十力批评现在读书人“贪多求快，不务深探”的作风，而提倡“沉潜往复，从容含玩”。意思是，读书忌讳贪多求快，贪多求快就不会读出其中的味道来，要钻进去，不断地思考、探索。
不管“书太多了”还是“无书可读”，不论是“贪多求快”还是“沉潜往复”，我是喜欢买书读书的，我们已经很难遇见喜欢的人，又何必勉强自己不去买喜欢的书呢，另一方面，我也是愧疚的，因为买得多看得少，以致“坐拥书墙”这种浪漫事我虽然也有却并不敢拿来炫耀。
这样说来，我好像成了第三种人--有书不读。似乎比“书太多了”和“无书可读”更可恶，呜呼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