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地，不明不白地，我大抵是阳过了，是无症状或者症状轻的那种。
12月15日晨，一起床，就感到头昏脑涨，鼻塞，流鼻涕，咽喉痛。摸摸额头，还好，没发烧。用测温枪对准额头再打一枪，三十六度五，体温正常。拿起手机，拨通医院权威医生的电话咨询，电话那边肯定地回答，看你这症状，肯定是阳了，抓紧吃药。吃什么药呢？电话里权威医生开出药方：前期吃风寒感冒颗粒、感冒灵胶囊；浑身疼，吃复方氨酚烷胺片；发烧，吃布洛芬缓释胶囊。中后期吃连花清瘟胶囊或蒲地蓝消炎片。
遵照医嘱，趁着还能走动，抓紧去药店买药吧。要不然明天严重了，下不了床，连药也没得吃的，不就是等死无疑了。穿好棉衣棉裤棉鞋，带上棉帽双层口罩，全副武装下楼，到药店照处方买药。我的乖乖啊，药店门前排了一长队，足足有五十米。这要等到何时才轮到我？轮到我时，还有我需要买的药吗？我脑子里打了一长串的问号。是去是离，我站在队伍里犹豫徘徊。问问前面排队人的症状，都差不多。看来大家大抵都“阳”了。
我决定离开这支已“阳”大军，回家里去自我疗伤。我先是到菜市场，买了一块生姜，再买几根红葱，又买几根香菜和三两冰糖。回到家里，把生姜洗净切片，剪下红葱、香菜根须，洗净，一起放进瓦罐里，倒入清水，放入冰糖，开慢火煎熬十分钟。倒汤汁于碗中，七分热时，喝进肚中，倒头睡在床上，盖上两层棉被，顿感全身发热，汗流浃背，头上冒蒸汽。一觉睡醒起来，已是大中午了。顿觉神清气爽，精气神暴增。
这是小时候母亲教给我治感冒发烧的偏方，是老辈人留给我们的最好偏方了。
其实，阳与不阳，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也不那么重要了。没有放开时，国家替我们担着，天天排长队捅嗓子眼，做核酸排除“阳性”病人。一旦某个小区出现一例“阳性”病人，就要忙坏这个小区里穿黄马甲的社区工作人员和穿防护服的白衣天使，他们如临大敌，马不停蹄地排查密接者、次密接者。“黄马甲”们穿梭于各楼栋之间，用早已录好音、不怎么标准的普通话喇叭，喊居民朋友下楼做核酸。我那时觉得社区工作人员和白衣天使，是最忙碌、最了不起的人，是这个时代最可爱的人。疫情三年，这些人负重前行，为老百姓付出了许多，有些人甚至付出了生命。可有时候，一些人不理解他们，时不时还发出一些不和谐的杂音，轻蔑讽刺他们的工作，认为他们小题大做，这是最不应该的行为。这个时代应该感谢他们，这个时代更应该记住他们！
三年前的冬月，那场从天而降、气势汹汹的武汉新冠病毒，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感到不寒而栗。我所在的小区不幸中招，先是一个从广州绕道湖北恩施回来探亲的年轻人，出现了新冠病毒症状，之后其父亲被感染了。那时，一个小区笼罩在新冠病毒的阴影中，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因为惧怕病毒，对感染者持有极大的偏见和误会，甚至埋怨他们，骂他们给我们宁静的小区带来不祥征兆，见了他们犹如见了瘟神一样，都躲之不及。
这种偏见，其实是不应该的，也让早期病毒感染者陷入了“恐惧害怕、被轻视、被诋毁”的痛苦中，不敢说我“阳”了，甚至不敢承认自己患过新冠肺炎。他们虽然得到了政府医疗层面的救治，但没有得到社会精神层面的抚慰。现在不同了，疫情放开后，当“阳”普遍被人们认同，每个人迟早都会遭遇一次的。这时“阳”了成为大部人的宿命，而不是小部分人的遮遮掩掩，所以“阳”了，也就并不那么恐惧可怕了。
“阳”的人，要摆正心态，泰然处之。从社会层面来看，放开后“阳”是常态，不“阳”才是不正常。当我们走在大街上，不扫码、不测核酸了，谁也不知道自己是阴是阳，谁把谁传染了。唯一的办法是居家，不出门。这对老人、退休人员来说，是能做得到的；对上班族、个体工商者恐怕是做不到的。不工作、不上班、不做生意，哪来经济收入，哪来饭吃。“阳”了的人，一定得相信科学、相信医学，而不是硬“扛”，觉得自己的抵抗力强，要按照“阳”了的规律办事，早吃药早治疗，早摆脱“阳”之困境。同时，对“阳”的人，亲朋好友要送上安慰，送上关心，送上祝福，让他们身体得到治愈的同时，也让他们的心灵得到治愈。
最近，网上鲁迅先生《感冒》中的一段话非常火爆：“我大抵是病了，横竖都不舒服，胡乱吞了一包药，便又和衣睡下。头昏昏沉沉的，做什么都没有了力气。吃药是七天，不吃药也是七天，我向来是知晓的。黯黯然吸了一下鼻子，好家伙，一边是堵的，另一边还是堵的。”这和我现在“阳”了的症状，又有什么两样呢？反正横竖都不舒服，胡乱吞完几包药了，还是咳嗽、流清鼻涕，十几天不见好。
什么时候才能见好？什么时候才能拨云见日、“疫”开雾散，让我回到以前那种“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的时光呢？“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诗人雪莱说过。我想应该快了，一切都会过去的。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山河无恙，万事皆安，所有的美好接踵而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