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长津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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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到长津湖的时候,已经冻掉了一只耳朵。冻掉的是左耳,所以人们都叫我张右耳。

两个耳朵,只剩下右耳,被人这么叫,我觉得很合理。十九岁这样的年纪里,是不会拒绝任何绰号的,无论善意还是恶意。更何况,我的本名也并不好听。我出生的那天,家里养的两只老母鸡在长达三个月不生蛋的情况下,突然下了两个蛋。父亲很激动地对母亲说,儿子的名字我已经想好了。母亲从床上支起身体,兴奋地赞美道,你真有文化啊——叫什么呢?父亲说,张二蛋。母亲轻笑着说,啊呀,你到底还是个打鱼的。

所以我就成了张二蛋。在我八岁之前,村子里有人结婚,一定会喊我去。等到酒酣饭足的时候,婚礼就到了高潮。这时新郎就会叫新娘站起来,然后就喊,二蛋,二蛋。我很敏捷地跳过去,抢过他手里的红包,一屁股坐在新娘坐过的凳子上,很神气地开始扫荡桌上的菜。新郎满意地看看我,再看看新娘。新娘羞涩地看看我,再看看新郎。此时,日后生儿子似乎就成了定局。

这八年里,据我父亲说,但凡我坐过凳子的人家,无一例外都生了儿子。那些年,洪泽湖畔的几个村子,甚至流传着这样的歌谣,“谁家生娃要带蛋,喝酒叫上张二蛋”。小伙伴们因此都很敬重我,连上树掏鸟蛋这种事,都十分客气地让我先掏。刚到朝鲜的时候,我的梦里,好几次都出现过水煮鸟蛋的画面。醒来的时候,看到连里的那匹马,我常常会咽一下口水,觉得它那精瘦精瘦的屁股,就像一个巨型的鸟蛋。

那时马比人金贵。没有谷料的时候,它还有草吃。我们没得吃的时候,就吃雪。也有人想过吃那匹马。当他神采飞扬地说出这个想法之后,被连长关了一天的禁闭。连长严肃地说,马是我们的辎重运输官,就是饿死也不能吃。从此谁也不敢打这马的主意了。但我每次看到马屁股的时候,依旧会咽一记口水,然后迅速把视线转移到别处,假装从来没有对这匹马的屁股心怀叵测。

我就盯着壕沟外白茫茫一片的山看,从山顶看到山腰,再从山腰看到山脚。都是白的。连续一周每天只能吃一把炒面加很多把白雪之后,白色是最不能引起食欲的颜色。看久了,还会反胃;反胃了,就不那么饿了。

但是白色看久了还容易犯困。犯困的时候,班长就会在我仅剩的右耳边悄悄说,右耳,右耳,你看南边那条灰色的粗线。我就朝南边看。除了白色还是白色的世界里,这条灰线显得那样色彩绚丽。班长说,右耳啊,那就是长津湖。看着长津湖,我就很兴奋。那天师长詹大南给我们开作战动员大会的时候说过,我们80师的任务就是盯住美国佬,然后迂回包抄,分割他们,到了长津湖就搞死他们,到时候庆功宴上请大家吃肉。所以这几天,我们要么使劲儿在山包包上跑,要么一直趴在山坳坳里,看漫天棉球一样的雪。饿的时候,想到去长津湖就可以吃肉,饿是更饿了,但至少饿得那么有盼头。就像从前村子里没人结婚,导致我很久不能大吃大喝的时候,馋坏了的我,在路上看见小伙子小姑娘就觉得高兴。心想,不信你们就能忍住不结婚。一旦结婚,怎么可能少得了我张二蛋呢。

困是不困了,但会想家。望着那条班长说是长津湖的灰色粗线,我就会想起老家绿色的洪泽湖。冬天的时候,依旧是绿的。湖边的水杉和湖桑似乎很难黄掉,树冠上总有几只白鹳或白鹭飞出,那动静就像是春天的声音,听上去一切都是绿的。我想,就在这个冬天,父亲和母亲一定跟往常一样穿梭在枯黄的芦苇荡里,一边捕鱼,一边寻找绿色的春天。这时,我会偷偷拿出那个塑料面子的小本子,将想到的绿色以及与之相关的许多诗意记下来。窝在我左边的殷大柱会很鄙夷地咕哝一声,你大爷的,莫非就你张右耳认识几个字?右边的班长也会轻轻拉一下我的右耳,写个叽霸毛呢,这动静闹的。

他下手不敢太重,零下三四十度的低温下,很容易扯掉我仅剩的右耳。事实上,我的左耳就是这样给自己挠掉的。那天冻疮化脓,奇痒难忍,我忍不住多挠了几下,左耳就给我挠掉了。倒不觉得疼,就是有些心疼。后来班长安慰说,少了一只耳朵的小伙子,只要长得周正,有力气,总归是可以讨媳妇的。我这才放心地叹息道,哎,我只剩一只右耳了。殷大柱笑着说,那你就叫张右耳吧。

江苏泗洪小伙张二蛋,就这样成了志愿军27军80师红旗团3营2连战士张右耳。

只掉了一只耳朵,其实我是挺满意的。很多人都掉了命。没了一只耳朵,和没了一条命相比,终归是一件高兴的事。人活着,总得学会安慰自己。就像九岁那年,我又坐了一个新娘的凳子,后来她竟然生了个女娃。从此,我的声望不再。在我最沮丧的时候,母亲安慰我说,没了这保准帮别人生男娃的本事,改天等你娶了媳妇,自个儿生个男娃就成了。我看着在院子里走来走去的一群母鸡,高兴地说,好的,到了那天,这些鸡一起下蛋,我儿子就叫张九蛋。母亲说,呸,怎么就跟你爹一个德行。那九只鸡被母亲响亮的骂声惊得一阵乱跳,咯咯咯跑别处安神去了。

1950年12月5日那天,我吞了一把雪之后,想到了家乡的洪泽湖大母鸡,接着就想到了那一个个肥硕的鸡屁股,照例咽了一下口水,摸摸自己冰冷的右耳,叹息道,要饿死了。班长说,你看见西边那两个山包包吗?我耷拉着脑袋说,看见了,哪儿哪儿都是山包。班长说,那两个最高的山包中间那个最深的山坳,你看见了吗?我用手指撑起眼皮仔细地看,看见了一个深灰色的阴影。班长说,连长说了那地儿是美国佬的供给基地,里面是成千上万的罐头,有黄桃的,蚕豆的,还有牛肉的——都他妈是罐头。

虽然罐头没有鸡屁股那般香脆耐嚼,但总是要比雪好吃许多的。我开心地捅一下殷大柱,说,很快能吃上罐头了。大柱呲溜吸一口凉气说,滚滚滚。我这才想起,他的整条右臂已经冻伤了,肿得像一块腊肉,透着薄棉衣就能瞧见。

进攻的命令迟迟没下。远处的山坳里,堆积着小山一样的罐头。我们趴在距离下碣隅里几公里外的山坡草丛中,焦急地等待着。后来,我睡着了。被班长摇醒的时候,我兴奋地问,是不是准备去抢罐头了?

班长没说话。

我又转头问殷大柱。殷大柱右侧着身子,耷拉着左臂,已经死了。不知是饿死的,还是冻死的。或许是疼死的。反正他就是死了。他的脸上全是雪,闪着冷冷的光。

班长说话了。他说,都炸了。美国人撤退时自己炸的。除了那一堆罐头,还有棉衣和弹药。我突然放声大哭,身上的雪纷纷抖落下来。班长继续说,该死的美国人,炸完之后,还用推土机碾一遍。什么都没剩下。

大柱死了。罐头也没了。

我流着泪,突然觉得右耳很痒,就挠了一把。

然后,我的右耳,碎成一块块腐肉,掉在白雪上,红艳艳地绽放。就像,开在长津湖畔的一朵花。

我叫张右耳,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27军80师红旗团3营2连战士。